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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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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群慧 余泳澤 張松林:互聯網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維度

日期: 2019-09-21 09:15:16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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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研究

  互聯網誕生是一場典型的技術革命,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巨大沖擊。互聯網的影響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次,對宏觀經濟、中觀產業、微觀個體的經濟行為均產生了顯著影響。Harris研究認為,互聯網作為一種通用技術(GPT),顯著降低了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以及消除特定類型服務的流動障礙,從而促進了信息、知識和觀念的廣泛傳播。從宏觀層面看,互聯網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涵蓋經濟增長、生產投資及消費行為、進出口貿易、技術進步等多個維度。

  (1)互聯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國外關于互聯網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起步較早,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分別就互聯網發展的多個方面如電信技術設施、寬帶投資、互聯網滲透率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做了大量研究。由此可見,電信及互聯網基礎設施在轉型國家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國內的研究因互聯網起步較晚而相對滯后,已有文獻也集中于研究互聯網、寬帶、電信基礎設施及信息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多數研究基于中國整體或省份數據,分析認為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推動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然而,也有研究發現不同時期互聯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存在差異性。

  (2)互聯網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互聯網影響進出口貿易的相關研究大多得出這樣的結論:互聯網的迅速發展能夠通過減少貿易成本來提升國際貿易規模。理論研究發現貿易成本不僅包含了運輸成本,還包含了搜尋成本。由此可見,貿易成本廣泛存在于國際經濟活動中,其中搜尋成本和交流成本是兩種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的發展降低了國際貿易的搜尋成本和交流成本,進而促進貿易規模的提升和發展。總之,互聯網技術的完善拓寬了企業信息收集渠道,信息獲取的便利性得以提升,即顯著降低了企業的交流成本和搜尋成本,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發展。從實證分析看,相關文獻大多在國家層面上研究得出互聯網與國際貿易間的正相關關系,也有少部分文獻在企業層面上進行研究,還有一類文獻將貿易成本分為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進行研究。另外,相關文獻在企業層面上也發現了互聯網和出口之間的正相關性。

  (3)互聯網對經濟效率的影響研究。自Solow質疑計算機對生產率的影響并未在統計中顯現以后,眾多實證研究驗證了大規模IT投資并未有效提高效率的“生產率悖論”。但是,隨著互聯網技術自身的不斷創新,互聯網技術與產業發展融合度日益深化,互聯網對經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作用開始得到越來越多實證研究的證實。Shao and Lin也對IT投資和生產率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索洛悖論”并不存在。Dewan and Kraemer利用1985-199336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得出投資結構回報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顯著異質性,對信息技術的投資顯著促進了發達國家生產率的提升。郭家堂和駱品亮認為“索洛悖論”的誤判源于忽視互聯網對經濟的作用問題,并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互聯網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促進作用。

  互聯網對產業部門影響的研究

  互聯網與產業部門的關系研究多集中于行業就業、產業升級以及服務業三個重點話題。這類研究以產業或經濟部門的數據為基礎,討論互聯網對具體行業或部門的影響。就互聯網與行業就業關系而言,研究認為互聯網減弱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加失業者再就業的機會,以此提升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就互聯網與金融部門關系而言,互聯網企業對傳統銀行的影響是多數研究的重點。互聯網企業有可能打破銀行、保險等傳統金融部門對客戶信息的壟斷,通過互聯網等數據智能管理技術為客戶提供比傳統金融部門更優質的服務。理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對金融活動的影響,不能僅局限于一種技術平臺或工具的輔助性作用,其與金融部門的融合發展會在短期內提升金融系統的基本服務功能,更會在長期內提高社會資金配置效率,進而促進宏觀經濟增長。

  互聯網發展對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Mathews and Cho以亞洲各國半導體產業為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政策主導下的技術戰略加速信息技術的轉移、擴散與吸收,從而發揮推動科技進步的作用,促進了傳統服務業的轉型升級,實現了經濟增長。Pisano et al.認為通過移動互聯網技術,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分享經濟模式能夠實現傳統服務供需的瞬時精準匹配,提升傳統服務業的個性化和精準化程度。就中國情形而言,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知識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競爭格局發生重大變革,新興信息技術驅動下的傳統服務業變革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動能,而中國當前仍存在著經濟發展與現代服務業相對滯后并存的現象。

  互聯網對微觀企業影響的研究

  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現代社會的運行規則,企業在互聯網時代受到了最直接、最優先的沖擊影響。互聯網經濟下,企業主體的生產經營、交易分配、組織行為等活動越來越依賴于網絡。具體而言,互聯網不僅改變了交易活動的時空形式(改變交易場所和拓展交易時間),同時改變了交易活動的內容模式(豐富交易種類和減少中間環節),對商業企業、工業企業、金融企業乃至醫療企業、高等院校、政府機構等均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有關互聯網對企業的影響的分析多從企業邊界、組織結構兩個方面出發。從企業邊界看,關于互聯網對企業邊界的影響有著截然不同的研究結論。Clemons and Row認為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對于企業來說大大減少了中間交易成本,企業能夠并且也更愿意通過市場交易,從而使得企業邊界縮小。Hitt則認為信息技術的應用微弱地促進了多元化,而不利于一體化,即橫向邊界擴展,縱向邊界縮小。也有研究區分企業組織特征的異質性,認為不同組織特征的企業邊界受互聯網的影響不同。例如,Afuah研究得出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夠通過“協同效應”以及“效率效應”來減少企業內外部的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而降低幅度則與企業自身的技術特征、信息處理特征等組織特征息息相關。周衍魯和李峰的研究則區分不同成本降低對企業邊界帶來的異質性作用,指出互聯網的出現與普及顯著降低企業管理協調成本和市場交易費用,呈現出“巨型化”和“小型化”兩種分化并行趨勢,也就是說,企業管理協調成本的降低擴展了企業的邊界而與此同時市場交易費用的減少縮小了企業的邊界。

  從企業組織看,與互聯網和企業組織密切相關的是關于信息技術對企業組織影響的研究。從組織內部出發,研究認為信息技術改變企業運作方式,增加企業有形和無形的價值,從而“倒逼”企業進行組織變革。從外部環境出發,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為了順應經濟活動的變化,建立更為靈活更具適應性的組織管理模式成為必然要求。同時,也有研究從組織的協調機制出發,認為信息技術對組織的技術性嵌入改變了組織的協調機制,為了適應內外部環境、充分發揮組織信息化的最大效果,企業必須進行組織變革。可以看出,以上研究均認為信息技術決定著組織的變化,但是關于信息技術如何影響組織變革的觀點卻不一致。一種觀點是信息技術導致了組織架構的集中。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科學管理模式的設計引發企業責任的集中化趨勢,使得高層管理人員的責任增大,減少了中層管理人員的數量,組織的控制權因此更加集中。另一種觀點是信息技術導致組織結構扁平化。信息技術通過提高企業組織運行效率改變組織形態,組織結構和所有權單元趨向扁平化和分散化。也有學者認為信息技術和組織變革是相互影響的關系。譚建偉和武振業認為信息技術和組織結構之間是相互影響的關系,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組織結構的影響占據主導地位。

  本文的研究發現

  通過超邊際與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互聯網發展影響制造業效率的理論模型,并選取了歷史數據作為工具變量,在克服內生性的基礎上,從城市、行業和企業三個維度全面檢驗互聯網發展對制造業效率的影響強度和內在機制。

  研究結果發現:第一,當互聯網服務發展到專業化生產階段時,制造業中的生產者通過直接在市場上購買互聯網服務來避免自己從事互聯網交易環節的生產, 從而通過提高在制造業生產方面的專業化水平來提高制造業生產率。第二,互聯網服務的發展通過減小產品市場中信息不對稱程度來降低單位交易成本,進而促進制造業的分工,以此提高制造業生產率水平。

  第三,宏觀層面上,互聯網發展顯著促進了城市整體和制造業整體生產率,且對制造業整體生產率的影響大于城市整體生產率的影響,系數分別通過了1%和5%的顯著性檢驗。第四,微觀層面上,互聯網發展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生產率,系數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城市互聯網發展指數每提高1%,制造業企業的生產率會提高0.3021%。第五,內在機制檢驗上,選取管理費用率和銷售費用率作為企業交易費用的代理變量,選擇資源配置效率作為交易效率的代理變量,選擇人均研發經費和專利授權量作為創新投入產出的代理變量。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互聯網發展通過提高交易效率、減少資源錯配以及促進創新來提升制造業生產率。

  本文的研究發現為中國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奠定了理論與事實基礎。不論是互聯網提高制造業的生產效率還是提高交易效率,都要求互聯網與制造業有效融合。據此提出如下中國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政策建議:第一,從硬件和軟件兩個方面來發展互聯網技術,特別是加強 5G 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第二,以促進互聯網企業和制造業之間的分工協作來加強與拓展“互聯網+”在制造業中的應用, 特別要充分發揮“互聯網+”在促進制造業分工體系實現網絡化、數字化與智能化上的特殊作用,構建基于“互聯網+”的制造業新分工模式。第三,全面推進并不斷深化“互聯網+”和制造業的融合,弱化企業邊界,以互聯網為載體重塑制造業分工體系,發揮互聯網在降低制造業單位交易成本中的重要作用。

·延伸閱讀·

  [期刊速覽]《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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