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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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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民族志: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研究

日期: 2019-09-22 09:15:10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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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互聯網民族志受到文化人類學、科學技術社會研究、社會學等傳統的影響,對凝結于互聯網上的社會關系進行考察。作為研究方法,它繼承了馬林諾夫斯基為科學民族志研究確立的核心原則——強調學者與文化參與者深層次的互動和意義的共同建構,也繼承了民族志變革的思想與理論成果——強調對真實性以及對真實性的再現的反思,與解釋人類學的民族志和實驗民族志有著前后承繼的關系。此外,互聯網民族志者又因植根于網絡世界及其網絡文化的特性而拓展了傳統民族志的視野與研究路徑。

  關鍵詞:互聯網民族志/民族志/互聯網

  作者簡介:曹晉,孔宇,徐璐,復旦大學 新聞學院,上海 200433 曹晉,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孔宇,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候選人; 徐璐,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在互聯網時代,研究和理解線下社會和線上網絡成為學者們共同關注的問題。對于研究者來說,民族志并不是研究互聯網的唯一方法,但其能為我們提供研究互聯網和社會的新視角。不同于實驗、問卷、訪談等去情境化的方法,民族志研究者踐行整體式研究,通過具身浸入式參與,把握線上世界中展開的日常生活、社會交往與歷史發展,描摹不同文化領域相互建構的關系。民族志不在文化互動之上,而在其中(Marshall,2010)。本文關切的方法論不是為方法而方法,而是帶著學術訓練的人性意涵和人文關懷的素養來討論一種體察互聯網民族志的認識路徑,從而瓦解頑固的偏見,質疑既定的規則,飽含人文主義傾向,而不是專業技術主義的科學范式。過去在傳播研究中,借助參與性觀察、訪談及記錄等方式收集資料的民族志的調查研究法正普遍為學者使用,如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也采用這樣的方法(Williams,1974)。這是從微觀層面透視讀者每天所經驗的日常生活這一鮮活的文本。這一方法源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科學的民族志要求研究者要客觀、保持距離地觀察研究對象,但傳播學者在引用的過程中,滲入了討論、溝通、交流,從靜態、疏離的客觀研究轉為動態客觀,也就是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其中莫利(Morley,1992)、霍布森(Hobson,1990)和拉德威(Radway,1984)的研究卓有成效(曹晉,2008)。

  互聯網民族志受到文化人類學、科學技術社會研究、社會學等傳統的影響,對凝結于互聯網上的社會關系進行考察,這一研究路徑拓展了傳統的傳播民族志研究方法,研究視野從線下的在場社會鏈接到了線上的網絡社會,在互聯網民族志者看來,“面對面的互動其實和由數碼技術中介的傳播一樣,都是文化的曲折表征”(Daniel & Slater,2010)。而相較于傳統的研究方法中被污名化、邊緣化群體難覓蹤跡,線上研究的拓展為研究提供了便捷的切入點。如在醫學研究中,相對于訪談而來的數據,互聯網數據能以更加準確、詳盡和系統的方式獲取患者的病情和心理進程(Keim-Malpass,Steeves & Kennedy,2014)。作為研究方法,它繼承了馬林諾夫斯基為科學民族志研究確立的核心原則——強調學者與文化參與者深層次的互動和意義的共同建構,也繼承了民族志變革的思想與理論成果——強調對真實性及其再現的反思,與解釋人類學的民族志和實驗民族志有著前后承繼的關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民族志因其提供了檢視研究對象日常生活的細致視角和高度效用而開始在互聯網研究者中受到追捧(Kozinets,2010; Shaw,2013)。民族志研究分析大多沿著以下材料展開:在線文本和聊天內容(Herring,1996; Mitra & Cohen,1999)、以參與式觀察為渠道的在線互動、具有清晰邊界的線上論壇和社群訪談(Sharf,1999; Fernback,1999; Kendall,1995)等。就這一研究方法的具體實施,研究者分出兩派觀點,一是以英國社會學家海音(Hine)為代表的“混合派”,強調線上線下兩個世界的日趨交融,另一派則以庫茲奈特(Kozinets)為代表,聚焦于對線上社區和線上文化的研究。除此之外,互聯網民族志也推動了部分跨學科領域的研究,包括市場推廣和消費者洞察(Poynter,2000)、線上教學(Guribye,2000)、體育營銷(,2017)等。研究視角的分歧,實則是學者對科技的理解之分歧,對持“混合觀”的學者來說,互聯網既是話語操演之文化場所,又作為一種技術文本,是文化的產物,因此互聯網文化需要與社會文化勾連進行多場景研究;而對庫茲奈特等來說,互聯網中的社區是對麥克盧漢關于人類社會“重新部落化”預言的注解,他認為如此聚落與現實生活中人類的聚集有諸多共通之規則,因此他致力于類比傳統部落,對線上社群進行民族志研究(Hetland, & Irving,2016)。后者突出表現為通過虛擬化身(avatar)作為研究者自己在虛擬世界的代表,浸入式研究網絡游戲文化,探索其如何呼應又重建了現實社會文化,如對第二人生、魔獸世界的研究(Nardi,Pearce,Taylor & Boellstorff,2012; Boellstorff,2008; Nardi,2010)。

  正是此方法的興盛與分歧引發了我們對其開放性和局限性的深入反思,我們將沿著民族志方法的原則,討論其在互聯網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一、互聯網民族志

  互聯網民族志是觀察和理解人們如何在網絡上進行社會交往和意義建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實際上民族志學者們在研究互聯網和互聯網現象的時候可能會使用不同的名稱來定義自己的研究方法,例如虛擬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Hine,2000)、針對互聯網的民族志(ethnography for internet)(Hine,2015)、數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Pink,Horst,et al.,2015)、網絡民族志(nethnography)(Kozinets,2010; Lopez-Rocha,2010)。這些表述看上去十分相似,卻存在些許差別。

  虛擬民族志和針對互聯網的民族志分別是海音在自己2000年和2015年的著作中使用的定義。也有其他的學者會使用虛擬民族志的描述,不過對于海音來說,之所以在2015年的著作中更改名稱,就是為了進一步消除人們對這種研究方法的誤解。因為“虛擬”往往給人帶來不真實感,但是海音定義虛擬民族志的本意是取消“虛擬”與“真實”的對立,將“虛擬”和“民族志”并置是為了強調可以用民族志來研究的“虛擬”世界并不虛幻,相反它是真實的、物質的、文化的(Hine,2007)。海音綜合兩種視角來研究互聯網,一種受到“賽博空間”“烏托邦”觀念的影響,將互聯網視為一個文化空間;一種則是堅持科技研究和社會學的基本立場,將互聯網視為文化產物,即采取科技的社會形塑研究(Hine,2016)。與第一種視角相比,第二種視角更具有批判性,這種分析路徑強調互聯網世界是既有社會關系的產物。海音在2015年的論著中進一步弱化了線上與線下空間的對立,將自己的研究方法更名為“針對互聯網的民族志”,強調“民族志”的意義。這一命名的轉變可以說是因為千禧年之后互聯網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發生根本性變化——互聯網越來越多地滲透進人類社會的各個角落,變得司空見慣(banalized),無論是普通個人還是組織都越來越依賴互聯網來組織社會實踐。互聯網成為支撐人類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而不是展開“為了上網而上網”的實踐平臺。人們可以自然且具體地談論某一網站或應用,如臉書、微信或者淘寶,而不是籠統概述“上網”。因而,我們已經全然認可在互聯網上操作的事情是有意義且和現下社會緊密關聯的。

  數字民族志的說法同樣無統一定論,但學者們普遍認為數字民族志不僅僅局限于互聯網研究,所有的數字化媒介都可以用數字民族志展開研究,而且數字民族志和互聯網民族志一樣,不僅規定了研究的田野,還提示了一種研究的數據收集和記錄方式(Murthy,2008; Mann & Stewart,2000),即“使用多媒體講述故事”(storytelling through multimedia)(Sandercock & Attili,2010:23)。作為人類學家,平克(Pink)集中探討了人類學啟發下的數字民族志研究方向,提出數碼視覺和感覺民族志(digital visual and sensory ethnography)(Pink,2015)。例如她認為手是大腦的延伸,通過錄像的方式記錄用戶的手操作觸屏移動數碼設備的過程,其生產出的材料作為非文字的言說,可以揭示其他研究方法難以捕捉、難以察覺的日常使用方式和習慣(Pink,Sarah,Sinanan,et al.,2016)。

  網絡民族志或者“網族志”則在庫茲奈特等人的研究中出現。庫茲奈特和海音的觀點相似,但稍有差別。庫茲奈特將網絡民族志視為一種“純粹”的民族志,這種民族志就是利用互聯網來研究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行為,網絡民族志可以和面對面的民族志相結合,共同研究某一個和互聯網相關的文化現象。盡管庫茲奈特和海音都強調不能夠割裂線下和線上空間,但是海音更強調從線上的研究轉向線下的研究并不是從互聯網民族志轉向另一種民族志,而是研究者追尋著行為和意義的流動性探索互聯網文化。海音提出“針對互聯網的民族志”(ethnography for internet),拒絕使用“使用互聯網的民族志”(ethnography through internet)或是“互聯網上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n internet),更為深刻地強調互聯網和日常生活渾然一體、不可分割。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所采用的一切方法都是圍繞著所研究的互聯網文化社群,而且這種文化的意義、符號系統、價值、話語、社會關系等等并不必然只存在于互聯網上。

  無論如何命名,這種民族志與經典的、面對面的民族志有相同的研究旨趣——獲得關于社會現象的細致理解,從而體現和表達其文化意義;直接體驗文化成員的生活,對他們的群體結構進行實地分析,而不是對已有的觀點或假設進行檢驗。所以互聯網民族志最有可能打破我們原有的思維,解構互聯網,沖破我們原有對互聯網的誤解和迷思,看到互聯網世界豐富的意義(Beneito-Montagu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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