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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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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繪一幅畫到做一幕戲:互聯網時代歷史教研新動向探微

日期: 2019-09-23 09:15:10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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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最近二十年來,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全球商業活動與社會日常生活發生了顛覆性變革,互聯網及數字技術所展現出的對人類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及社會系統的深刻影響越來越為學界所重視。互聯網重返學界——尤其是相對傳統的人文基礎學科——成為最近幾年里全球性的一種新動向。盡管目前這些創新努力時間尚短,經驗有限,遠未臻于成熟,但以歷史學科為例,短短三五年間,從最基礎的教與學到最頂端的前沿研究的各個層面都出現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動向。在技術更新頻繁的今天,及時總結、探討這些新經驗,既“預”社會之流,也“預”技術之流,對學科自身當是必要和有價值的。

  關鍵詞:互聯網/數字人文/歷史教學/歷史研究

  作者簡介:梁晨,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浩,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員;李中清,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講座教授。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大學生社會來源變遷的量化研究”(15BZS073)及香港研究資助局項目“中國教育精英的社會及地理來源研究(1865-2014)(16602117)的中期成果。

 

  重返學界是近幾年互聯網發展的重要動向。物理學家最初是為了便利自身工作而發明了互聯網(萬維網),這也成為最近二十年來人類最重要的發明①。二十年來,互聯網深刻變革了全球的商業活動(如網絡購物與消費,亞馬遜、淘寶等網站)和社會日常生活(如日常生活溝通交流的Facebook、微信等平臺),逐漸從技術發展成為當下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環境,因此,即便是歷史等傳統人文學科也不能不受此影響。最近五六年來,隨著互聯網服務學術研究和教學的程度不斷加深,歷史等人文學科的變革趨勢愈發明顯。不過,國內學者們盡管對此已有一定的關注和討論②,但真正參與實踐者還不多見。

  互聯網時代的歷史教研或將從過去“繪一幅畫”的狀況轉變為“做一幕戲”,即從過去畫家繪畫般的獨立工作轉變成戲劇創作般的分工和系統化的集體工作。從一幅畫到一幕戲,創作的模式發生了徹底改變,產品的特征也就全然不同了。這種歷史教研的新特征,是互聯網數據化、連接化、協同化和集智化特質在史學領域的生根和具化。數據化使得越來越多的文獻甚至實物史料被數據化處理和保存,史料的遠程及全天候開放利用成為可能,而且在以文本挖掘(Text Mining)和數據庫建構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支撐下,越來越多的史料能夠借助技術或電腦軟件進行以定量為標志的相關分析,史學研究逐步從以定性分析為主走向定性與定量混合研究。在教學過程中,技術方法的講授與探討也由此成為必需。隨著數據化程度加深,材料間的連接(史料、數據)、材料與人的連接(材料的電子化和網上開放,拉近了其與研究者、學習者的距離)以及個人之間的連接(教學過程中師生間、同學間的距離被縮短,研究過程中因材料連接、共享等形成的研究者彼此的聯系等)變得越來越頻繁和必要。連接范圍的擴展和連接成本的降低,使得有效的共同學習和協同研究在史學領域成為新趨勢。基于這些特點,史學的教研活動逐步呈現出集智化特征。史學在保持傳統單向的“師徒關系”教學和單打獨斗的“一家之言”研究模式外,出現了新的多元互動和團隊研究的新方式。

  這些新動向很可能會幫助歷史學克服近三十年的重重“危機”,跟上時代潮流。1980年代以來,互聯網大規模運用之前,“史學危機”已是歷史學者們感同身受的普遍現象③。史學理論的“陳舊”,研究方法的“非科學化”、發現解讀的“主觀化”以及歷史學教育培養出的人才難以符合市場需要成為諸多危機中最突出者。這一危機是持續的,而且是全球性的。如自1970年代以來,中、美兩國大學中以歷史學專業的碩博士生比重呈現出快速、持續下降的趨勢(見圖1)。

圖1 中美史學研究生下降趨勢圖

  本文討論互聯網時代歷史學可能或正在出現的種種動向,并不像已有討論那樣只是一種理論化的推測,而是基于一定實踐基礎的經驗分析。這些實踐即有一些國際化史學研究團隊(哈佛大學中國歷代傳記人物資料庫項目,簡稱CBDB;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組)十余年來依靠互聯網,基于大規模、長時段歷史材料與數據庫開展的量化研究經驗,還包括像香港科技大學等國際一流大學近三年來依靠互聯網技術,特別是大規模公開在線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MOOC)平臺和翻轉課堂(Flipped Classroom)教學模式等進行的歷史教學改革成果與經驗。但總的來說,互聯網技術在歷史學領域內的這些深入影響是最近幾年的新現象,相關實踐非常前沿,不論是可參考的理論文獻還是富有成效的相關案例暫時均不多見。尤其在研究領域,盡管海內外確實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中國歷史方向的數字人文項目,但有影響的研究成果還很不足。顯然,若據此討論互聯網及數字技術對新時代中國史學研究帶來的新氣象是缺乏底氣的,因此本文將集中關注較為成熟且已有實踐效果的項目與技術,依次并按照教、學和研究的順序來逐一探討互聯網與數字技術在高校史學課堂及專業研究領域中的運用方向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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