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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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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 陶田田:互聯網使用行為、家庭經濟狀況與獲得感

日期: 2019-09-24 09:15:11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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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互聯網的使用行為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本文旨在利用2017年完成的“上海都市社區調查”的數據,考察人們互聯網使用對其獲得感的影響在不同經濟地位的家庭之間存在何種差異。多層線性回歸模型的結果顯示,人們使用互聯網越多則會有更強的獲得感。家庭收入和家庭主觀地位都會對獲得感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家庭主觀地位還會加強互聯網使用行為對獲得感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獲得感 互聯網使用行為 家庭經濟收入家庭主觀地位

  一、問題提出

  “獲得感”是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過往發展經驗之后,創造性地提出的判斷改革成效的又一本土化新標準。“獲得感”比“幸福感”和“相對剝奪感”概念更具體、全面,因此具有更高的含金量。“獲得感”這一概念提出來以后,在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相關論文和碩博士學位論文合計已經超過200篇,這充分說明學術界對獲得感的研究給予了非常多的關注。但由于調查數據的缺乏,目前與獲得感相關的實證研究還不多見。學者們比較多通過滿意度、剝奪感等替代變量來研究獲得感的影響因素(王恬等,2018)。而近幾年有學者開始涉及有中國特色的獲得感測量方法,并從經濟收入、工作狀況、休閑生活、社會交往等方面深入地研究了獲得感的影響機制。獲得感的提升不僅有利于個體解決現實問題、提升幸福指數,更有利于規避社會物化現象,形成正確的義利觀,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張品,2016)。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使用對幸福感、剝奪感及獲得感等心理感受的影響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由于獲得感比幸福感和相對剝奪感更強調實際得到的感覺,因此,互聯網使用行為對獲得感的影響與快速變化中的信息化社會密切相關。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互聯網使用行為方面的差異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到他們對生活的預期,以及對自己所擁有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源的判斷,進而改變他們的獲得感水平(孫遠太,2015)。因此,考察各個社會群體使用互聯網的行為與獲得感之間的關系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有鑒于此,本文將以上海市的調查數據為基礎,探討城市居民的獲得感如何受到互聯網使用行為和家庭經濟地位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提出“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中共中央宣傳部,2016:77)。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指出,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目前學術界對于獲得感的定義還沒有達成一致。翟慎良(2015)認為獲得感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并與幸福指數緊密相關。獲得感是可視的幸福感。辛秀芹(2016)認為獲得感是基于一定“獲得”而產生的一種主觀感受。它是個體的需要得到滿足后所感受到的愉悅、幸福和滿足。邢占軍和牛千(2017)則認為獲得感反映的是社會供給是否能夠滿足民生需求的主觀評價。葉胥等人(2018)認為居民獲得感有別于國民生產總值和居民收入等客觀指標,居民獲得感更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文宏和劉志鵬(2018)利用中國城鄉社會治理數據對我國民眾的獲得感進行了時序比較,他們認為獲得感反映的是民眾在社會經濟中的客觀獲得以及由此轉化而來的主觀性綜合感知。王浦劬和季程遠(2018)主張將獲得感區分為空間維度的“橫向獲得感”與時間維度的“縱向獲得感”。結合時序或空間來考察獲得感發展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綜合以往的研究,我們認為獲得感指的是社會成員在努力付出后所獲得的實際回報與其預期水平是否吻合的最終評價。獲得感并不是來自不勞而獲,而是在積極的奮斗過程中所得到的物質性和精神性的激勵、回報和肯定。

  互聯網在人類社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也折射出科學技術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馬克思認為,科學技術能否發揮作用深受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影響(李三虎,2018)。柯連君等人(2013)的研究也認為,技術能否得到社會的選擇和接受是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技術體系自身的邏輯和社會網絡的選擇也是技術發展的動力源泉(郝鳳霞,2003)。這說明我們只有在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地考慮到技術與社會的協同性和文化建構性,才能夠將科學技術的進步轉化為社會的發展,進而提升民眾的主觀感受(劉利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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