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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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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甘肅地區的科技成就

日期: 2019-10-25 09:17:14    來源: 中國甘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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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漢時期甘肅地區的科技成就

  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銅奔馬

  漆栻盤(西漢)

  肩水金關紙(西漢)

  “白馬作”毛筆(西漢)

  丸墨(西漢)

  醫方簡(東漢)

  銅獨角獸(魏晉)

  雷臺漢墓銅車馬儀仗隊

  本報特約撰稿人 李清凌

  秦漢時期國家的政治中心在關中,隴右與關中毗鄰,因此,甘肅的科技園地能得到京都的沾溉,百花競艷,超逸拔群,尤其在天文歷法、醫藥、紙的應用、金屬冶鑄以及農、牧、手工業生產等技術上,建樹頗多。

  天文歷法

  游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確定季節,都需要天文知識。秦漢時期,甘肅作為一個農牧并存的經濟區,人們對于天文的觀察相當認真和細心。史書記載:漢安帝永寧元年(120年)七月初一日,發生日食,京師的天文學家沒有觀測到,后來,酒泉郡報告了這一現象。漢安帝延光四年(125年)三月初一日,又發生了日食,京都的天文學家還是沒有發現,而是隴西、酒泉等郡向朝廷報告了情況。這兩次日食,都是國家主管部門沒有察覺,而由甘肅的地方官上報,可見這里的天文機構健全,設施先進,觀測結果準確。

  甘肅出土漢簡中繁多的“年歷”“月歷”“日歷”的記載,對于研究各種歷法在邊郡推行的情況、記時制度的演變及地區、邊疆歷史等,都是難得的資料,具有很高的科技史、政治史、邊疆史研究價值。

  栻(shì)盤,又作式盤,是古代占時占日的儀器。專用棗心木制造。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一件漆栻盤,由圓形的天盤和方形的地盤兩部分組成。天盤架在地盤上,可以靈活地轉動。天盤直徑六厘米,厚一厘米,地盤邊長九厘米。天盤中心鑲有北斗七星,第二層陰刻十二月神,外層陰刻二十八宿,兩盤邊緣都刻有小圓點。天盤現存150多個刻度,地盤共有182個度點。據說栻盤的作用是配合日辰禁忌,占定時日,幫助人們“趨吉避兇”,有迷信的成分,但由于它需要觀察和掌握星斗運轉的情況,因而可以為今人研究天文、歷法以及禁忌習俗提供實物的參考。

  造紙和地圖測繪

  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西漢初期,中國就已經發明了用麻頭、碎布等廢麻類植物纖維造紙的技術。20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從甘肅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敦煌懸泉置遺址、敦煌玉門關以及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金關、新疆羅布淖爾、陜西西安的灞橋、扶風縣的中顏村、廣州南越王墓、四川綿陽等地發現了西漢紙。其中發現最早、最多的還是甘肅。1986年甘肅天水市放馬灘西漢墓出土漢文帝、漢景帝時(前179年-前141年)的古紙上,有墨線畫的山川崖路地圖;1990年-1992年甘肅敦煌甜水井漢代懸泉置遺址出土460余件紙文書和麻紙殘片,其最早的是漢武帝時的紙文書;1998年甘肅敦煌市博物館在玉門關附近的小方盤城南側廢墟中發現的西漢麻紙殘片,上書20余個漢字,為西漢晚期漢成帝(前32年-前7年)時的遺物,這就證明,西漢時期中國已經出現書寫紙了。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繪有地圖的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植物纖維紙,即真正的紙。它同甘肅發現的其他西漢紙一起,不僅為紙的最早發明提供了物證;還為這一偉大發明的主人、地點提供了耐人思索的空間。西漢都城在長安,長安及其附近的科技水平肯定高于其他地區。甘肅發現的西漢紙數量較多,不一定完全是從其他地區運來的。合理的解釋,它可能是在長安或包括隴右的京師附近發明創造的。西漢隴右的邊防行政、文化傳播等現實需要,促使文化人和工匠不斷地探索新的書寫材料,而甘肅豐富的造紙原料,又為造紙術的發明提供了客觀物質條件。正是在西漢紙發明創造的基礎上,到東漢時期,蔡倫才總結前人的經驗,制造并奏呈給皇帝以質地更好的紙,從而為人類文明的記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甘肅是中國最早使用紙的地區之一,甘肅先民在紙的制造、保存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白馬作”毛筆,是甘肅出土的漢代“文房四寶”之一。它的筆桿竹質,中空,精細勻正,通長23.5厘米,桿徑1.6厘米。筆桿中下部陰刻篆體“白馬作”三字,“白馬”是制作工匠的名號。筆頭外覆黃褐色軟毛,筆芯及鋒用紫黑色硬毛,剛柔相濟,富有彈性,適合于在簡牘上書寫。筆桿后端尖頭削細,以便于插入發髻。長度約合漢尺一尺,與《論衡》所謂“一尺之筆”相吻合,是漢代毛筆的代表作。

  甘肅武威市磨嘴子漢墓又出土了一塊丸墨。高4.5厘米,底徑2.8厘米。略近圓柱體,頂部漸收分為圓弧,底平,有磨用過的痕跡。墨色烏黑透亮。漢墨的基本原料一般采用松煙或桐油煙,墨性濃黑光潔。這塊墨是現存最早的塊狀合成墨,為漢墨中罕見,它為認識墨的源流發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文物中,還有一件漢代的蟠螭蓋三足硯。蓋高7.6厘米,底高4.8厘米,蓋徑13.4厘米,底徑13厘米。整體由硯臺和硯蓋兩部分組成。硯蓋為圓雕相盤繞的雙螭,頸下透雕成孔。蓋四周斜面陰刻二虎和斜平行線紋,曲凹處殘留朱紅色痕跡。蓋內鑿有放研石的凹槽,硯面平整,略高于邊沿,硯底三足正面浮雕熊首,是漢代硯臺的佳品。

  地圖繪制技術在甘肅出現很早。如前所述,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墓就已經出土了木版地圖。事實上,前列放馬灘漢墓出土紙上用墨線繪制的山川崖路,盡管比較簡略,但它卻是世界上最早的紙質地圖。

  醫藥

  這一時期甘肅有名字留傳下來的醫學家是封衡。封衡,字君達,隴西郡(治所在今甘肅臨洮縣)人。他是一位跨漢魏兩代的醫家兼方士。幼年開始學道,通老莊學,后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岳真形圖》,于是就轉變成了一位方士。此后,他周游天下,常駕一只青牛,隨帶藥箱,人們叫不上他的名字,就叫“青牛道士”。曹操曾經召他詢問養生的方法。封衡說:“減思慮,節飲食”,就是要減少過多的思考焦慮,節制飲食。講得很實際,有一定的道理。他還著有《養氣法》《衛生經》等著作。

  甘肅漢簡保留了十分重要的醫藥資料。1972年甘肅武威旱灘坡的一座東漢墓中出土了醫方簡92枚,記載藥物約100種,醫方30多種,每種藥方,多在簡首標列醫方名,其下連書藥名、藥量、用藥方法等。若是針灸治療,就確定穴位、針刺深度和留針時刻,還有針灸和服藥禁忌等。治療涉及內科、外科、五官科、婦科。所載藥方多是當時流傳的驗方,如“白水侯所奏治男子有七疾方”“公孫君方”,好像是“白水侯”和“公孫君”家藏的驗方。古代中醫學建立在醫療經驗的基礎上,經驗中蘊含著科學。經過反復使用證明有效的藥方叫驗方,掌握很多驗方的人就是有經驗的醫生。 甘肅漢簡內容豐富,包括了針灸、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藥價等,記載了各科的病名、病狀、藥物、劑量、制藥方法、服藥時辰和藥量、針灸穴位、經絡、針刺禁忌、藥物禁忌、生活禁忌以及藥方主治名稱等,代表了甘肅當時醫藥學達到的水平,為研究中國傳統醫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金屬冶鑄和農牧業生產技術

  甘肅境內,考古學家發現了許多技術性很高的銅鐵冶鑄、制造物。其中最著名的是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上百件雄強壯觀的銅車馬儀仗隊。那每一匹馬,每一個武士,都是威風凜凜、氣宇軒昂、勇猛無比。每一件文物都是高超的冶鑄科技的反映。尤其是那匹名揚四海五洲的銅奔馬,更是濃縮和代表著這一時期甘肅金屬鑄造技術的水平。

  甘肅又是我國最早開發金屬鑄造業的地區之一。秦漢以來,甘肅的金屬冶鑄業又有新的發展,考古發現的銅鐵制品相當豐富。有成套的馬具,如銜、鑣、當廬、鈴、圓泡等;有各種手工工具和兵器,如斧、鑿、錐、劍、刀、戈、矛等。天水市甘谷縣出土的漢代銅羊頂燈,東漢扶桑樹(俗名搖錢樹),霍去病從河西俘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等,都是這一時期甘肅金屬鑄造業發展的重要物證。就是在這樣的畜牧、金屬冶鑄、制造業基礎上,聰敏智慧的藝人技工,適應社會育馬、選馬和藝術觀賞的需要,觀察、概括無數良馬的特征,終于設計、鑄造出了包括銅奔馬在內的許多駿馬的形態。可以設想,沒有先秦、秦漢以來甘肅馬牧業開發和發展的社會實踐和戰國秦漢以來甘肅金屬冶鑄業水平的巨大提高,就沒有這樣栩栩如生、精美絕倫的銅奔馬和銅車馬儀仗隊。

  早在武威漢墓出土銅車馬之前,1955年,甘肅蘭州華林坪就出土了銅車、銅馬各一件,還出土銅洗、銅飾件等。1956年,甘肅張掖砂井鄉葫蘆墩子灘東漢墓、張掖甘浚鄉四角墩漢墓也各有大小不同,但都相當雄健氣魄的銅馬出土。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御奴駕馬銅軺車、十三盞銅連枝燈、鐵鏡,酒泉市下河清漢墓出土的銅獨角獸,甘肅靈臺縣出土的西漢銅博戲俑等,都是這一時期技藝很高的金屬鑄造珍品。

  秦漢以來,隨著國家統一范圍的擴大、生產經驗的交流以及對經濟條件認識的加深,甘肅各族的生產組織形式、經濟內涵都發生了許多技術性的改變和提升。一是出現了中央政府直接牽頭的屯田形式,它為減輕內地民眾負擔,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因而這一形式一旦創建就被歷代政府所沿襲,一直沿用到近代。二是出現了大量以豪強地主為核心,集中跨州連縣的田地和奴僮、依附農、同宗貧戶等身份的勞動者,進行規模化的經營,比個體農民所有制具有明顯的優勢。在經營范圍上,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豪強地主所有制經濟,經營包括種植業、畜牧業、漁捕業、林果藥材花卉業、家庭手工業及商業等所有的經濟門類。一處莊園里,農林牧副漁各業齊備;農、工、家兵、奴婢等都要在主人的頤指氣使下活動。生產技術上,大面積的農田灌溉、新式農具、農牧優良品種、許多手工業生產技術,都在內地戍邊兵士、政府組織的徙民、自由移民以及政府有計劃組織推廣下,在甘肅創建或從內地傳來。

  秦漢甘肅等西北地區的官營或私家地主大莊田生產形式及技術,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有效地保護生產技術、組織社會生產、傳承文化,維護社會相對穩定的積極作用。許多少數民族的生產經營也出現了牧、農、獵、商的有機結合。畜牧業技術培育了當時國家最急需的優良馬種,其間,少數民族的貢獻不容忽視。由匈奴培育的“奇畜”,如橐駝(駱駝)、驢、騾、駃騠(jué tí,良馬名)、騊駼(taó tú,良馬名)、驒騱(tuó xí,野馬類良馬)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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