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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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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諾蘭:“一帶一路”給歐洲復興提供了前景

日期: 2019-10-25 13:15:08    來源: 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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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到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京舉辦。

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大學嘉治商學院終身教授彼得·諾蘭在其中國研究著作《認識中國:從絲綢之路到<共產黨宣言>》中,深入歷史,探究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在工業革命前兩千年間的長期關系。

他指出,直到18世紀時,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引發英國工業革命的許多關鍵技術,都是由商人沿著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傳播到了歐洲。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及歐洲國家密切的商業往來及深厚友誼表明了一帶一路所具有的歷史基礎,也預示著其廣闊的發展前景。

以下為《認識中國:從絲綢之路到<共產黨宣言>》一書序言(略有刪節),通過序言了解這位“比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國經濟的人”眼中,“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的影響與意義。

彼得·諾蘭(Peter Nolan,1949- )

中國正在進入新的復雜的發展階段。中國已經從20世紀70年代一個不起眼的角色,成為國際舞臺上強大的一員。

中國在全球經濟和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將會繼續擴大。如今中國盡管規模龐大,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將面臨不計其數的政策挑戰。

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兩個關鍵議題,是其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意識形態遺產。中國共產黨正在就這兩個問題開展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西方如果希望更好地認識中國,就需要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內思考這些問題的深度和正在開展的辯論的廣度。

本書所收錄的四篇論作,都是關于中國領導人面臨的這些核心問題的某個側面的研究。第一篇探究中國與中亞、東南亞在工業革命前兩千年間的長期關系。直到18 世紀時,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經濟體。引發英國工業革命的許多關鍵技術,都是由商人沿著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傳播到了歐洲。

第二篇探究工業革命使西方獲得無與倫比的全球經濟和軍事力量后,19—20 世紀西方工業化國家在亞太地區的滲透。西方通過暴力征服,在全世界廣闊的管轄地形成了主權遺產,其中甚至包括亞太地區—中國自己的“后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將這些權利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為西方國家這些遙遠領地周圍的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提供了法律保護。

第三篇探討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意識形態議題,即在分析中國未來階段面臨的政策挑戰時,以什么方式解釋和運用卡爾· 馬克思的智慧遺產。“共產主義”對于中國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現在對中國具有重大的意識形態和實際的意義。

第四篇探究“class struggle”的議題。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普遍的“階級斗爭”,本質是政治團體之間的派系爭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市場經濟的深刻影響,中國已出現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差異。中國領導人對于英國“class struggle”發生的方式非常感興趣,試圖了解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何以沒有發生“階級戰爭”,而是“從議會道路邁向社會主義”。

1976年毛澤東主席去世時,中國正陷于極度貧困,在全球經濟中無足輕重。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開始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總體方針。當時中國以外很少有人相信此舉能成功。

1989年底,社會主義制度在整個東歐崩潰。1990年2月,蘇聯共產黨在蘇聯70年的統治正式結束;1991年12月,蘇聯不復存在,解體成多個主權國家。中國在1989年及東歐、蘇聯在1989年至1991年發生一系列事件后,西方普遍認為共產黨政權在中國存在不了多久。

此外,西方的一致觀點是:從民主德國到越南,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歷史顯示,不可能由共產黨領導“過渡”到市場經濟。按照這種反復被提及的觀點,“政權更換”是運行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無論是“華盛頓共識”國際機構的政策建議,還是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媒體,幾乎整個西方都眾口一詞地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不會繼續,即便萬一存續下來,也建立不起成功的市場經濟。

從1989年、1990年到現在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看來情形與西方普遍預想和希望的大不相同。蘇聯解體之后,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并未步其后塵。很多人仍抱有希望并為之努力的中國“政權更換”并未發生。中國共產黨現有8700萬黨員,將在2021年迎來建黨一百周年。共產黨領導中國實現了現代歷史上最令人矚目的增長和發展。在政治社會穩定的保護傘下,中國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政府統籌布局了龐大持久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其中包括公路、鐵路、港口、機場、大壩、發電送電設施、電信、供水排水系統和住房;按比例規模遠遠超過可比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

中國的改革將市場競爭逐步擴大到經濟的大多數領域。通過謹慎的實驗改革路徑,“摸著石頭過河”,逐步改變制度,使人民慢慢適應從國有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采取這種漸進實驗的過程,也使政策制定者能依次逐個解決問題,同時又保持對制度改革總體路徑的把握。這些改革釋放出了本土企業的生產力,吸引了大多數國際領先企業的投資,使中國能迅速吸收先進技術,獲得了巨大的“后發優勢”。

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計算,如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全球第一。中國是世界上國際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的制造業產值居全球之首,比美國多三分之一,超過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的總和。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貧困率大幅下降,幾乎所有社會群體的實際生活水準都有顯著改善。

盡管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在試圖從中低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時,仍然面臨巨大的政策挑戰。

有大量文獻論述這些挑戰,其中包括人口老齡化、農村剩余勞動力枯竭、腐敗、環境嚴重污染、自主創新水平低、本土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地位低下、居民收入和財富差異懸殊、國際環境敵對等等。使用購買力平價還是有許多實際問題,不僅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和服務質量有差異,還因為要獲得商品和服務的“全球價格”困難重重。盡管統計學家付出了極大努力,但人們普遍認為購買力平價往往會高估發展中國家的GDP。

2013年11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指明了這些挑戰的全局性質,概述了下一階段制度改革的路線圖(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3)。

《決定》重申,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強調市場應該“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應該“大幅度減少”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應該繼續研究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決定》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決定》強調中國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確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強調需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同時“堅持黨的領導”——“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決定》形容中國正進入“新階段”,改革處于“深水區”。在這個階段,中國“面臨艱難的抉擇”,需要“涉險灘”。為了克服多重挑戰,黨需要“沖破陳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還需要“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

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逐漸恢復到工業革命前的位置,給中國的國際關系帶來了深刻的議題。

從漢代(公元前202—220)直到18世紀后期的兩千年間,中國都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技術最先進的地方。那個時期大部分時間內,中國都與中亞及東部、南部沿海各國有深厚的商業和文化關系。“朝貢制度”是這些關系的外交象征,本書第一篇就探討了這些關系的歷史證據。通過與周圍地區深入的商業往來,中國的技術不僅傳播到這些地區,還傳播到歐洲。工業革命的許多關鍵技術都起源于中國。

而在工業革命之后,西方與亞太地區的關系發生了劇變。英國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內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坊”。這場經濟革命為陸軍和海軍革命奠定了基礎,使西方國家能建立起遼闊的殖民帝國。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確定為中國下一階段國際關系的核心戰略。中國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豐富經驗,為中亞和東南亞絲綢之路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這不僅為建設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周邊國家的和諧關系帶來了巨大希望,實際上還給歐洲復興提供了前景,因為中國可以利用豐富的金融和人力資本儲備,參與并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廣大地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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